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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后救援应重视市场力量

发布时间:2019-10-12 22:43:49

灾后救援应重视市场力量

近日来,尼泊尔大地震之后的正能量谣言成为了舆论场的焦点。在各种喧嚣的社会声浪背后,其实是中国社会对于国家救援行为认识上的混乱。当公民在海外遇险,国家是救还是不救、投入多大资源施救、公民自身应尽多少义务等一系列的问题,其实都是崛起中的中国所必须回应的问题。它不仅涉及到了国家形象的面子,而且也涉及到了公共资源分配的里子。

在道义上,国家对于公民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保护,但是道义上的在实践中必须服从于现实条件。现实情况是,一方面,随着中国的崛起,走出去的企业与公民正呈现出“井喷”的态势。我国传统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已经难以负荷公民与企业的安全需求。另一方面,我国大量走出去的“人、财、物”又往往集中于亚非拉等安全环境不佳、基础建设落后、救援成本高昂的国家。这不仅导致营救成本高,而且危险性大,甚至有可能引起二次风险。

尽管我们从利比亚撤侨开始,进行了一次次卓有成效的国家救援行为,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国际形象,但实事求是地说,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,我们的成功里总有着“天佑中华”的幸运。随着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越来越多,遇到的风险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复杂,我们还能这样不计成本地救援多少次?我们还能够幸运多久?坦率而言, 每一次成功的救援在赢得喝彩的同时,都加剧了部分国民对国家不切实际的期待。这一次的尼泊尔正能量谣言,其实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期待。

国家救援行为,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资源再分配行为,它意味着要把本属于全民的预算,花在“特定人”的身上。这一次尼泊尔灾难救援,其实已经凸显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,那就是中国必须尽快就国家救援进行立法,必须把“什么情况应该救”、“什么情况不应救”、“什么情况救援是收费的”、“什么情况救援是免费的”等一系列问题说清楚。国家应该是理性的,不能总是被道德义务绑架。对一部分公民多尽了,其实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公民少尽了。

更重要的是,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与企业走出国门,尤其是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推进,越来越多的公民与企业走进了不稳定、不安全地区,如何建立新形势下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,摆脱“国家依赖症”,已经成了中国必须要解决的课题。许多政府部门勉力承担、无力承担的,应该考虑引入市场的资源、社会的资源来进行解决。海外救援也完全可以成为商业服务或是商业保险的内容,让险中求富贵的人们为自己的行为买单,而使国家把相应的资源投入到基本的民生保障中去。对于那些肩负着国家重大使命的“走出去”,比如援外项目、战略项目等,当然应该由国家提供保障,但这种保障也可以是灵活的,也可以充分利用“外包”等方式,发挥市场的作用。中国的私人安保产业,更完全可以通过承接海外救援项目,来走出国门、拓展人脉、提升层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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